Para Site藝術空間呈獻「疫年日誌：恐懼、鬼魂、叛亂、沙士、哥哥和香港的故事」。展覽以2003年春天影響香港的事件為起點，追溯不同的敘事角度、歷史背景，以至這些事件對香港和世界當代文化和政治的影響。

香港有著一段疫病的主觀內在歷史，在殖民時代作為「疫埠」的種種再現 ── 被自然、疾病和東方生活習慣所沾染的土地需被征服， 從而變得更健康、更現代和更有利可圖。1894年，就在Para Site藝術空間現址附近，香港爆發鼠疫，這些敘述角度就隨著確認鼠疫桿菌而進入高潮。是次發現產生一種對鼠疫和亞洲的曖昧聯想，並加劇當時歐美的 「黃禍」反華恐慌。在香港，對病原體的恐懼一直跟對他者的恐懼互相呼應，檢疫隔離反映著排斥，而流行病學上的污染、種族污染和文化污染都使用同一種語言。

2003年，沙士爆發。當香港淪為近年最嚴重的空氣傳染病的震央時，整個城市史無前例地完全停止運作，隔離地段裡人與人之間亦分崩離析，兩者卻導致香港市民在政治意識上意想不到的轉變。疫病過後，不少人馬上走出來，抗議北京要求香港就「國家安全法」即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。這直接導致該法案的擱置，更重要的是，此事令一個積極進取的政治社群開始崛起。自此之後，「政治冷感、失去靈魂、實事求是的商業中心」就不再能夠準確描寫香港的整個面貌了。

另一件事卻不甚光彩：沙士過後，為舒緩由疫病所造成的經濟危機，遂首次出現內地公民以個人簽證訪港的政策，簡稱「自由行」。這造成城市身份的另一個主要轉變，亦改變了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的關係。以往疫病的醫學名詞和意象，例如破壞健康社會的病原體或搶購配方奶粉的蝗蟲，被用來形容在香港湧現的內地人。一場疫症再次成為偏執和仇恨的佈景板，但有別於一百年前鼠疫為患的年代，對中國人龐大人口和不文明習慣的恐懼，不再是自滿的歐洲人，而是來自這群中國人的同胞。這種本質上的「仇外」心態，成為深圳河兩岸關係的一個決定性因素，亦吊詭地令民主運動（及反北京）的討論，以及在沙士危機堀起後重獲生機的社運變得更為複雜。

這些香港人身份的自相矛盾和模棱兩可，正正在「哥哥」張國榮身上反映出來。張氏是一位演員和歌手，更是相當重要的偶像人物。沙士危機的高潮期間，他在香港中環的香港文華東方酒店跳樓自殺。那是近年最黑暗的時代裡最黑暗的時刻，他的逝世震驚全港，令很多香港人不顧健康警示，親身出席其葬禮。儘管哥哥是一名同志，亦往往特立獨行，他的一生和演藝事業打造出一種對香港文化的強烈認同感。他一人千面的演技，體現（亦無疑增強）香港在回歸前後數十年裡面面俱到的自我形象。逝者已矣，音容宛在，他的影響力將會持續下去。

是次展覽旨在瀏覽各自表述卻又互有關聯的敘事角度，並藉著展出本地和國際藝術家的作品，以及流行文化的文物和檔案，為一個有關香港近代史的批判討論作出貢獻。展覽由CosminCostinas及Inti Guerrero策展。

參展藝術家：
艾未未, Bernd Behr, 洛楓, 陳翊朗, 陳瀅如, George Chinnery, Megan Cope, 董啟章, Larry Feign, James T. Hong, Irene Kopelman, 黎清妍, 林官, 李傑, Len Lye, 馬六明, Fionnuala McHugh​, Moe Satt, 白雙全, Para/Site藝評班2003, Lygia Pape,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, 王浩然, 黃漢明, 楊秀卓, 楊嘉輝, 胡恩威&林奕華

Para Site藝術空間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「藝能發展資助計劃」的躍進資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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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內容並不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。